引言
洞庭湖垸区位处中亚热带向北亚热带过渡的季风气候区，为从长江上游带来的泥沙淤积而成的滨湖平原，几乎没有山丘，蛛网一般的大小河渠分割成众多块状居住区。地面高度在31米以下，筑堤高度31-35米。以水稻种植为主产业，长期维持自给自足的农耕自然经济形态。居民区形成于明万历年间（1573-1619）(湘阴县志编纂委员会 1995:103) ，以家庭、家族为单位，聚村而居，人口比较密集，社会比较稳定，收入比较平均，基本上没有流动人口，700年来毫无具体目的地生活在一起，形成一个有机团结的礼俗社会（费孝通 1997:9）。
一、哭丧
当病人病情转危时，家人即将病人立即运回家中，放到病人自己的床上看护，不能让病人死在家外面。死在家外的，被称为野死鬼，没有善终。看护人发现病人病情转危，连忙召集病人家属到床前，喊他，为他送终。病人落气后，家属跪在尸体脚端烧纸钱，叫烧倒头钱或倒头钱。民国三十七年刻《醴陵县志》引《隋书·王玙传》曰：“凡初入死，无论贫富，必立焚纸钱九斤四两，谓之烧倒头纸，继之以焚轿及冥屋。”（丁世良、赵放 1991:498）
哭丧完毕，家属将其尸体移出床外，将床上的草、棉被等抱到户外就近路口燃烧，燃放鞭炮。《礼记·问丧》：“亲始死，鸡斯，徒跣，扱上，交手哭。恻怛之心，痛疾之意，伤肾干肝焦肺，水浆不入口，三日不举火，故邻里为之糜粥以饮食之……三日而敛，在床曰尸，在棺曰柩，动尸举柩，哭踊无数。”注曰：“亲，父母也。鸡斯，当为笄纚声之误也。亲始死，去冠二日，乃去笄纚括发也。”（阮元 1980:946）《礼记·丧大记》：“始卒，主人啼，兄弟哭，妇人哭踊。” （阮元 1980:763）垸区哭丧已经不脱鞋，脱帽带孝，哭不交手，有的妇女哭时跺脚，不食粥，烧饭菜招待吊丧者。
二、装尸
对亡者进行装扮，垸区俗称装尸。四名男孝家用兜尸布将亡者移下床，放在亡者房间靠窗地下。两名女儿用清水为亡者浴尸，上身抹七下，下身抹八下，为亡者换上寿衣、寿靴，盖子孙被。寿衣又称男衫，为青棉布长衫，附近集镇上专门店里有售，一般由亡者的女儿配备，如亡者无女儿，则由侄女配备。亡者为男性，衣层奇数，女性则衣层双数。近年来，也有穿便装、西服入殓的。家境贫寒的，也穿日常衣服入敛。给亡者戴角式帽。在亡者身上盖一床子孙被。子孙被由绸缎制成，上面绣有男女人物，表示子孙昌盛。在亡者口内塞入米饭、生米、茶叶、金子等物。在亡者右手插桃树枝，以备黄泉路上打狗。左手插小折扇，以备赶路时散热。在亡者脸上蒙一块小方巾，以防惊尸。亡者头枕三角灰包，靴系7根白线，立亡者灵牌于脚尾，在亡者脚头点上香烛，长明灯，敬茶饭如生前。孝家跪在亡者脚后烧纸钱，以供亡者黄泉路上使用。
《仪礼·丧大记》：“寝东首于北牖下，废床，彻亵衣，加新衣，体一人。”注曰：“人始生在地，去床，庶其生气反。彻亵衣，则所加者新朝服矣，互言之也。加朝服者，明其终于正也。体，手足也，四人持之，为其不能自屈伸也。” （阮元 1980:761）《仪礼·士丧礼》：“士丧礼死于适室，幠用敛衾。”注曰：“适室，正寝之室也，疾者齐故于正寝焉。疾时处北墉下。死而迁之当牖下。有床衽。幠，覆也，敛衾、大敛，所并用之衾。衾，被也。小敛之衾当陈。” （阮元 1980:338）《礼记·丧大记》：“始死迁尸于幠用敛衾，去死衣。”注曰：“去死衣，病时所加新衣及复衣也，去之，以俟沐浴。” （阮元 1980:769）汉代葬俗，人初死，即沐浴，陈尸于地，口含玉石珠贝。衣衾有缠丝币帛、纩棉，富贵人家用锦衣或天子所赐的玉衣，家境贫寒者穿日常衣服。尸体上盖有绣被，单被，复衿等物（杨树达 2000：48-51）
告沐殓文
杨河森念 杨赛记词
呜呼，亲一卧莫醒，清白之身，岂容弗汶汶。衣裳之附，岂能弗皇皇。敢以香汤散沐，更服身章。
洗尘文三则
杨河森念 杨赛记词
呜呼兮弃世，倏忽几期。竭诚招请，魂归礼右。音容虽杳，视听如常，率衣绕膝，恍惚徬徨。洗尘今夕，泣进酒浆。灵其来格，举此一觞。既饮旨酒，载寝之床。
前面是家庭，宅舍犹新，儿曹罗列拜亲灵。雁齿初离频驻足，洗尽尘氛。
事死如事生，劳碌风尘。儿曹今日泣迓亲。冥路崎岖憔悴甚，酒进三樽。
三、奔丧
亡者断气时，家属大声向邻居报丧，或打电话向远方亲属报丧，告知亡者病危及去逝时的详情。同治十三年刻《益阳县志》：“初丧，讣告亲友。有受吊者则曰以讣闻，有辞不受吊者则曰以讣辞。” （丁世良、赵放 1991:673）
接到报丧后，邻居应该立即前来探丧，亲属应立即前来奔丧。奔丧者应带奠仪。过去奠仪一般为绸布，用白纸黑字左写“某某大人千古”、右署悼念者姓名，悬挂于灵堂四周墙壁上。事后丧家可用来做被面。现在已不用绸布。鞭炮，供丧时使用。垸区办丧事要热闹，鞭炮越多越隆重。香烛，供祭吊时使用。礼金，普通关系邻居50元，其余则根据关系远近送礼金100到1000元不等，以资助丧事开销。所有奠仪均需交到临时设立的礼部记入帐目，以备孝家还礼，帐簿墙面写有“礼尚往来”四字。孝家回馈吊丧者一包香烟、一包槟榔、一块毛巾等。亡者亲属还有以猪和鸡作奠仪的。汉代即有用缣帛、钱财做奠仪的。（杨树达 2000:151）。同治十三年刻《益阳县志》：“亲友吊念有赙仪，致奠有奠轴，香烛、馔羞，盛则羊豖之类。丧家各散帛，款以筵宴，则非礼所宜。” （丁世良、赵放 1991:673）
有人来探丧、奔丧时，孝家鸣放鞭炮迎接，孝子跪在灵堂西边向奔丧者行礼，奔丧者身穿素服立于灵堂东边受礼，然后，孝家与吊者共同跪在亡者尸体脚前行礼。《礼记·奔丧》：“始闻亲丧，以哭答使者，尽哀；问故，又哭尽哀。遂行……至于家，入门左，升自西阶，殡东，西面坐，哭尽哀，括发袒，降堂东即位，西乡哭，成踊，袭免绖于序东，绞带。反位，拜宾成踊，送宾，反位。” （阮元 1980:940）垸区奔丧不必成踊、可略佩带饰物。
举办丧事的全部开销由孝男分摊，孝女除奠金外，不再分摊丧事开销。一般而言，丧事总开销应超出奠金收入，孝男不能通过丧事敛财，否则，村人视为不孝。
在下葬前一天中午，孝家设晚宴款待来宾，俗称吃烂肉。饭前放鞭炮，宾客向亡者行礼，孝家向宾客回礼，俗称开吊。下葬前一天晚上，孝家设晚宴款待丧夫，孝子向每个丧夫磕头，并赠送礼物。早饭后出柩，下葬后孝家设午宴款待众人，俗称回山宴。
四、戴孝
尸体未葬，亡者的直系亲属晚辈居丧被称为孝家，穿孝服被称为戴孝。人类丧服传统起源很早，以区别于吉服，可能源于人类对于尸体的畏惧与禁忌。《仪礼·丧服》：“丧服，斩衰裳，苴绖杖，绞带，冠绳缨，菅屦者。”注曰：“斩衰裳者，谓斩三升布以为衰裳，不言裁割而言斩者，取痛甚之意。” （阮元 1980:338）孝服由孝帽、孝衣、孝带、孝棍、孝鞋组成。
图1
图2
当今垸区人戴孝图 《析城郑氏家塾重校三礼图》戴孝图
孝帽。由三纵一横四根竹篾编成、四周白纸缠绕，从前额至脑后拖出一条白布孝巾。戴轻孝者只披白布孝布，不戴孝帽。《析城郑氏家塾重校三礼图》载：“外毕冠，广三寸，落顶，前后以纸糊为材，上以布为三辟襵，两头皆在武下向外反屈之，缝于武以前后两毕之末，而向外襵之，故云外毕。”（聂嵩义1247：15）垸区的孝帽没有系绳。
孝衣。长白布大衣，沿前胸中缝裁开，原系以五对白布带，现改用扣子，没有发现用拉链的。袖口原为敞口，现改为松紧收口。这样改装更便于孝家保护穿在里面的衣服。孝衣配有口袋，以装零物。孝家戴孝的轻重由其与亡者的亲疏关系决定，直系重于旁系，男性重于女性，子辈重于孙辈，同辈只需在右袖上缠一白布条，长辈不用戴孝。以白布的长短区分丧的轻重，长布衣为重孝，短布衣为轻孝。一般服丧只在右臂缠白布带即可，邻里服丧只在腰间缠白布。未过门的媳、婿，在拖头下面系一红绳，俗称带红花孝。早先邻里丧祭于游丧沿途放鞭炮，丧家回赠以白布带。衰本为早先服丧时胸前所佩的粗布，以供孝家擦拭眼泪，后演变为丧衣。裳为丧裤。古时以布的粗细区分丧的轻重。粗布为重丧，细布为轻丧（丁鼎 2003:112）。同治六年刻《宁乡县志》：“及入殡成服，麻衣斩衰，要絰菅缕。凡亲属有服者给以白布齐衰，谓之孝衫，无服者给以袒免白布，长四尺五曰拖头，二三尺曰小帛。凡吊客，从人皆发小帛，款以酒肴，曰孝筵。许字未婚之婿，拖头下裹以红布，曰花红孝。”（丁世良、赵放 1991:677）
孝带。孝家腰缠白布，或黄麻绳。
孝棍，孝家手持外糊白纸的竹杖。丧杖最早的用途，其一是显示服丧者的爵位，其二是扶持疲弱的服丧者（丁鼎 2003:21），其三还有一定象征意义，《析城郑氏家塾重校三礼图》载：“苴杖，竹也。为父所以杖用竹者。父是子之天，竹圆亦象天。竹又外内有节，象子为父亦有外内之痛；又能贯四时而不变，子之为父哀痛亦经寒温而不改。故用竹也。”（聂嵩义1247：15）
孝鞋。原来孝家要脚穿草鞋，套在袜子外面。现在基本穿便鞋。
禁忌。丧事期间，孝家不得洗澡，不得说笑，不得行房事，不得入他人家门，不得操办喜事。丧事过后，即解除丧服。据杨树达考证，汉代人居丧不饮酒食肉，不近妇人，不作乐，不聘妻，不访友（杨树达 2000:176-180）。
五、葬期
葬期为2到10天，夭折孩童死后第2天下葬，寿终父母死后第4天即下葬。如丧家要请地师看黄道吉日，葬期则略长，由于尸体不易保存，一般求急不求缓。以前没有采用冰棺和冰块防腐，尸体很容易腐烂发臭，孝家请地师作法保尸。据传，地师作法，在棺底立一公鸡，公鸡不倒则尸体不腐。杨树达考证，汉代人丧期最短7天，最长433天。汉代人认为，办丧事为求快而不看时日，将带来灭族之祸（杨树达 2000:87-97）。这一巫风曾受到儒者的批判。《论衡·辨祟篇》：“死者累属，葬棺至十，不曰气相汙，而曰葬日凶。”（黄晖 1990：1012）同治七年刻《武陵县志》：“其葬期迟速，多有三朝、一七，不论吉凶之说。” （丁世良、赵放 1991:654）
《宋书·礼志》载马孚等人曰：“臣闻上古丧期无数，后世乃有年月之渐。汉文帝随时之义，制为短丧，传之于后。” [1]
葬期以三日为期。《梁书·徐勉传》：“时人间丧事，多不遵礼，朝终夕殡，相尚以速。勉上疏曰：‘《礼记问丧》云：“三日而后敛者，以俟其生也；三日而不生，亦不生矣。”自顷以来，不遵斯制。送终之礼，殡以朞日，润屋豪家，乃或半晷，衣衾棺椁，以速为荣，亲戚徒隶，各念休反。故属纩纔毕，灰钉已具，忘狐鼠之顾步，愧燕雀之徊翔。伤情灭理，莫此为大。且人子承衾之时，志懑心绝，丧事所资，悉关他手，爱憎深浅，事实难原，如觇视或爽，存没违滥，使万有其一，怨酷已多，岂若缓其告敛之晨，申其望生之冀。请自今士庶，宜悉依古，三日大敛。如有不奉，加以纠绳。’诏可其奏。” [2]
垸区丧葬仪式有大开路、中开路、小开路三种。大开路用7-9人，时长7天；中开路用5人，时长3天；小开路用3人，时长1天。天路视孝家的经济状况和亡者身份而定，富有人家做大开路，一般境况人家做中开路，亡者为未成年人则做小开路。垸区富贵之家不多，穷困潦倒的也很少，一般以做中开路的居多。
六、棺材
棺材俗称千年福，长约180厘米，宽约80厘米，厚约15厘米，两端较粗，中间略细，棺盖两头上向微微翘起。以棺板厚者为尚，长宽尺寸根据亡者的身材而定。棺木全部用大杉木制成，如参用杂木或其他木，则视为不妥。垸区一般在老人健康时即购置木材，请大木匠上门打制棺材。棺材两端有福字浮雕。老人可监视棺材的打造，并提出自己的意见。打制棺材的木匠叫大木匠，打制日常用具的木匠叫细木匠。两个木匠工种师从、所用器具、工作方法都不相同。大木匠比细木匠地位略高。整口棺材只用竹钉，不用铁钉。棺材打制好后，要上漆，里面漆红色外面漆黑色，两年漆一次，不断加厚，直到老人过逝为止。棺材打好后，放置在老人的卧室床后面，用来盛放日常用品。垸区人认为棺材铺所售的棺材木板较薄，材质不好，一般不买。汉代即有衣周于棺，棺周于衣的风俗，天子之棺大，臣下次之，还有用小棺的。制棺用樟、楠、桐、杉、楴、柏、杂木，甚至瓦。古时制棺材不用铁钉，用所谓细腰。加漆有内朱外黑、朱底鉓画（杨树达 2000:54-66）。《家礼》：护丧命匠择木为棺，油杉为上，柏次之，土杉为下，其制方直，头大尾小。仅取容身，勿令高大及为虚檐高足。内外皆用灰漆，内乃用沥青溶泻，厚半寸以上，炼熟秫米灰，铺其底，厚四寸许，加七星版底，四隅各钉大铁环，动则以大索贯而举之。司马公曰，棺欲厚，然太厚则重而难以致远，又不必高大占地，使矿中宽易致摧毁，宜深戒之。椁虽圣人所制，自古用之，然板木岁久，终归腐烂，徒使矿中宽大不能牢固，不若不用之为愈也。孔子葬鲤，有棺而无椁。又许贫者还葬而无椁。今不欲用，非为贫也，乃欲保安亡者耳。程子曰：杂书有松脂入地千年为茯苓，万年为琥珀之说，盖物莫久于此，故以涂棺，古人已有用之者。”
迎尸入棺文
杨河森念 杨赛记词
呜呼我父，遽舍家庭。一梦不醒，百身莫赎。 恪遵古制，附于身者必诚含有明文，虚其口而弗忍，爰用不具，以表哀忱。聊备果礼元仪，效为余阁之奠。伏翼含其颊辅，式玉式金。制乃衣冠，可仪可象。将迎尸而入殡，敢先事而告虔。
七、墓地
垸区流传着许多风水的传说，一般要请地师择时日，择吉地下葬。垸区人认为，如果祖上葬了地，就会对后代产生积极的影响。为利于生者，尽量要将尸体葬在风水宝地。同治六年刻《宁乡县志》：“葬事惑于风水，于今为甚，无家不求吉地，无人不谈风鉴。术士因之艳以利，怵以害，其不为所眩者几希” （丁世良、赵放 1991:678）。同治十三年刻《益阳县志》：“重堪舆，严选择，如骤不获吉，有朱攒殡于家者，有浮厝于山者。有殡于其家，必护以土，亦无敢累年，防火灾也。” （丁世良、赵放 1991:673）同治九年刻《澧陵县志》：“信堪舆，卜兆诹日，或停数年始葬。”又引吕在守望肃高乾隆十二年刻《府志·风俗》论：“坟墓所以安亲体，非以利生人也。今则惑形家之说，图谋风水，有以计取之者，有以势夺之者，有以货财诱之者，有以夤夜盗之者，甚至截他人祖坟之脉而葬其父母，且劈自己祖宗之冢而葬其新丧，以亲柩为富贵之资，借葬亲为垄断之策，殃连祸结，暴骸斫棺，不亦忍乎！此论甚正。醴俗近多蹈此，争山戕坟之案，无岁无之。又有无故而自掘其祖骸易葬他所，识者至动色相戒而不司，此皆为形家言所误而之甚者也。” （丁世良、赵放 1991:495）但垸区本身都是围湖填起来的水田，没有什么特别的风水宝地，只不要葬在正南、正东方，不对准大门、马路即可。
自汉以来就有择吉日下葬之风。《论衡·讥日》说：“《葬历》曰：‘葬避九空、地臽，及日之刚柔，月之奇偶。日吉无害，刚柔相得，奇偶相应，乃为吉良，不合此历，转为凶恶。’夫葬，藏棺也，敛，藏尸也。初死藏尸于棺，少久藏棺于墓。墓与棺何别，敛与葬何异？敛于棺不避凶，葬于墓独求吉。如以墓为重，夫墓，土也，棺，木也。五行之性，木、土钧也。治木以赢尸，穿土以埋棺，治与穿同事，尸与棺一实也。如以穿土贼地之体，凿沟耕园，亦宜择日，世人能异其事，吾将听其禁；不能异其事，吾不从其讳。”（黄晖 1990：989-990）
商周以来，中国就有合族而葬的风俗。《周官·大司徒》：“以本俗六安万民，一曰媺宫室，二曰族坟墓，三曰联兄弟，四曰联师儒，五曰联朋友，六曰同衣服。”注：“族，犹类也，同宗者生相近，死相迫。” （阮元 1980:158-159）汉代也有夫妻合葬，一家数世父子兄弟并葬等风俗（杨树达 2000:97-104）。乾隆十一年刻《巴陵府志》：“坟无禁步，一姓之人共葬之丘，止以昭穆为次。（丁世良、赵放 1991:481）”汉代人喜欢垒高台为坟，绕墓筑垣，坟边种松柏、梧桐、杏等树木（杨树达 2000:97-104）。墓前刻碑。坟地一般处于居住地较距离的西北方向，还有水渠将死者空间与生者空间分开。（苑利 2002：144-145）垸区合族坟地一般不种植物，任其荒芜。有点坟上自生矮竹。举族合葬的目的，是让亡者在阴间继续生活在熟人社会中。
1977年推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后，原属于大队（组）的土地被承包到各户，祖坟地也没有保留，垸民死后，在自家宅基地、水田、菜园安葬的很多，垒土高出平地约一米。有的人家还用砖将坟围起来，并在坟堆上盖一层水泥，以防止植物乱长。每年正月十五，子孙上坟将荒草烧干净，在坟上培一层新土。
八、纸扎
纸扎是用来代替明器的。民国三十七年刻《醴陵县志》引《隋书·王玙传》：“纸钱之作，自魏晋始有之，创自巫觋。云：汉以来，丧葬皆有瘗钱，后世以寓钱为鬼事。寓钱云者，寓形于钱也。初由瘗钱而寓以纸，名曰楮币，后乃踵事增华，凡衣服、舆马、庐宇、用具之属，莫不以纸象其形而用之，通称明器。” （丁世良、赵放 1991:498）同治六年刻《宁乡县志》：“初扎纸屋，连楹迭栋，宽广半中堂，床帐什物，鸡犬及轿马，衣服、箱篢烧之。” （丁世良、赵放 1991:677）乾隆三十一年刻《酃县志》：“葬不用明器，凡衣冠、舆马、方相及男女侍僮之属，咸以纸蔑为之。” （丁世良、赵放 1991:509）民国三十七年刻《醴陵县志》：“凡初入死，无论贫富，必立焚纸钱九斤四两，谓之烧倒头纸，继之以焚轿及冥屋。至中元节，则剪纸为衣、为物、为金银山，为乡党族戚亦咸以此相馈，谓之烧新衣。富者扎屋，务为闳瓦，高可容人、花木、犬马毕具，谓纸见火即变化如生人意，鬼乃有所享。” （丁世良、赵放 1991:498）
纸扎体现了人们的灵魂观念。人们相信，阴世与阳世的生活基本相同，甚至需要通过劳动才能取得生活所需（陈华文 1999:5）。
九、香火
图3 做七表
垸区把后人对祖宗的祭祀称为香火。祭祀作为一种重要的宗教仪式，不断强调死人在阴间的福利是由阳世的后人来照管的。
下葬3日后开奠，叫复山。请地师算定某日亡者魂魄归来，设酒馔，布灰于堂屋，孝家到外处躲避，俗称回煞。
孝家逢七祭奠，俗称做七，共设7个奠日，49日后七满。百日后祭奠，叫百期。道人写做七表，四周排定斋祭日期，中间竖写“慈传下孤子某某”，右边竖写“孝孙某某，孙女某某”，左边竖写“孝媳某某奉祀”。道场结束后，在堂前立灵位，装香点烛，供奉饭果鱼肉七七四十九日。同治六年刻《宁乡县志》：“父母生辰则祭之，思其饮食，思其笑语，如当日庆诞辰然；忌日之祭，终身之忧也，盖不胜其凄怆然。延及高僧亦祭之，则笃于追远已。中元荐新，除岁蒸祭，享必丰洁，祀必躬亲，幼子童孙奉香进爵，于是观礼，俨祖宗顾而乐之者然。” （丁世良、赵放 1991:678）同治六年刻《宁乡县志》：“出殡后，每年延僧道诵经，曰覆土，又曰应七，以五七为止，亦窍取儒家卒虞之意。小祥至禫服皆作道场。” （丁世良、赵放 1991:677）同治十三年刻《益阳县志》：每逢七日，请僧道诵经烧纸，谓之‘应七’，有自一七至七七者。” （丁世良、赵放 1991:673）
次年大年初一，孝家要到亡者和祖宗坟上去拜年，全村每家都要派出代表给新亡者叩头，叫拜头年。等头年过后，再请道人举行仪式，将灵位移到神龛长久供奉。同治十三年刻《益阳县志》：“行丧，行禫礼，乃纳主家龛，谓之‘上堂。’” （丁世良、赵放 1991:673）到亡者生日，或过节，都要在神龛上放上祭品祭奠。
垸区有清明节挂山的习俗。后代男性子孙在亡故先人坟上挂纸钱，已经出嫁的女儿不得回娘家挂山。同治十三年刻《益阳县志》：“其祭祖，清明设酒肴，剪草修茔，谓之扫墓，挂纸钱于墓上，谓之挂山。” （丁世良、赵放 1991:673）同治六年刻《宁乡县志》：“大寒修墓，清明扫墓，非规规于祭奠为礼，率子孙审顾徘徊，有依恋不忍去者然。” （丁世良、赵放 1991:678）嘉庆八年刻《常德府志》：“寒食扫墓，七月荐新，冬至祭祖，虽至贫者皆不废也。” （丁世良、赵放 1991:651）
七月烧包。传说阎王七月初一放亡魂还阳世，七月十五收亡魂归地府。农历七月十四晚，在亡魂回地府之前，亡者家人要将纸钱装入纸袋中，写上亡者的生辰和祭者的姓名，在门外烧化，以供亡者阴间使用，叫做烧包。同治十三年刻《益阳县志》：“中元设几筵，迎祖先神主于龛，或书牌位奉于案上，谓之接亡人。朝夕上供，如生人礼，自初一，或初七、初十日起，至望日起。以纸为冥钱，无论尊卑寿殀，凡亡者皆具冥钱，各书称号其上，封而焚之，谓之烧包。” （丁世良、赵放 1991:673）
农历12月24日是小年夜，垸民要去祖宗坟上送灯（亮），点香烛，放鞭炮，在坟上燃一把干稻草，以便让祖宗能找到回家过年的路。
十、白喜事
垸区把结婚、建房、贺寿等称为红喜事，把办老人的丧事称为白喜事。红白喜事都得请都管安排人事，统筹事宜。孝家请本组精明干练的长者做都管，成立专门的治丧委员会，统筹安排整个丧事的人事，张榜公布。一般有都管2人，抬丧16人，厨房10人，打杂8人，放炮2人，接待2人。丧葬人事全部来自本村本队，原则上每户出男女各1人。年龄在16-70岁之间。青壮男性负责搭棚、挖坑、抬柩、游丧、下葬、填土等重活，女性、老弱负责倒茶、送水、配菜、洗碗、招待来客等轻活。孝家给男女帮工提供饭菜、酒水，香烟、白布、毛巾等，但不支付工钱。以前举办白喜事之日，全队熄火，所有人都可以来孝家吃饭，举办红喜事则只有帮工才可以留下吃饭。现在办白喜事也只有帮工才可以留在孝家吃饭。垸区有“一家死人全队埋”的传统。但近年来，考学脱农的、招工进城的男性由于不以耕种土地为生活来源、故不必回乡参加本队丧事，待嫁闺中的女子本来就不必参加丧事，这使得有些农村地区出现死了人没人埋的现象，劳力不足，不得不改行火葬。
在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以前，垸区的基层行政组织为县、区、公社、生产队。后又设县、区，镇、乡、村、组。现设县、镇、村、组。文革期间，生产队是一个强有力的生产组织，经济按队核算，办食堂时全队在一个灶上吃饭，队员间知根知底，关系比较密切。生产队成了现在的互助团体，相当于一个扩大的家庭“Expanded famaily”（费孝通 2001:41），这种家庭关系是建立在土地联系的基础上的。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，一个队分成若干个村民自治小组。小组不再统筹各农户的生产生活，凝聚力大不如生产队。近30年来，垸区社会公共服务处于真空状态，社会活动靠传统价值观念维系，集体性活动中一般仍以队为单位。从白喜事人事组成可以看出，建国60多年来，中国农村正发生着由家族社会向团体社会缓慢发展.
十一、唱夜歌
在道人进场主持丧事之前，孝家及邻居均不得有响动（使用音乐），这是儒家古礼，《礼记·丧大记》：“疾病，外内皆埽。君大夫彻县，士去琴瑟。”（阮元 1980:761）但自汉代以来，这个礼规已经被儒家破坏了。杨树达考证，汉代人死后发丧，亲属出游于外者当奔丧，宗族亲友则来吊，道远不能赴者则寄物为祠。丧家于吊者，飨之以酒肉，娱之以音乐，有吹箫，歌舞俳偶，连笑技艺等。这些违背礼制的丧俗受到儒家学者的批判。（杨树达 2000:66-68）同治六年刻《宁乡县志》：“设吊用鼓乐，曰转鼓，亦曰开堂。” （丁世良、赵放 1991:677）
晚上，孝家邀请亲邻在停尸的房间通宵打牌，陪亡者过夜，叫守夜、坐夜。以前还一起唱歌，俗称打夜歌。同治十三年刻《平江县志》：“俗遇戚里之丧，有群相邀集，竟夕张金击鼓，歌《虞殡》、《薤露》诸挽词者，谓之‘坐夜’。” （丁世良、赵放 1991:487）光绪八年刻《华容县志》：“讲礼之家，亦有遵朱子《家礼》，不作佛事者。俗相沿，竟有丧家殡夕通宵围坐，张金击鼓，设饮呼唱，谓之孝歌，最为无谓。” （丁世良、赵放 1991:488）
杨和森
《蒿里歌》。《汉书武帝纪》颜师古注：“而死人之里謂之蒿里。”（班固 1962：199）《史记田儋列传》崔豹《古今注》：“薤露、蒿里，送哀歌也，出田横门人。横自杀，门人伤之而作悲歌，言人命如薤上露，易晞灭。至李延年乃分为二曲，薤露送王公贵人， 蒿里送士大夫庶人，使挽逝者歌之，俗呼为挽歌。”（司马迁 1958：2648）吴兢《乐府古题要解》：“薤露歌，蒿里什，丧歌。旧曲本出于田横门人，歌以葬横。一章言人命奄忽如葬上之露，易晞灭也。词云：‘葬上露，何易晞。露晞明朝已复落，人死一去何时归！’二章言人死精魄归于蒿里。词云：‘蒿里谁家地，聚敛魂魄无贤愚。鬼伯一何相催促，今乃不得少踟蹰。’至汉武帝时，李延年分为二曲，《薤露》送王公贵人，《蒿里》送士大夫庶人，挽柩者歌之，亦呼为《挽柩歌》。《左氏春秋》：‘齐将与吴战于艾陵，公孙夏使其徒歌《虞殡》。’杜预注云：‘送葬歌也。’即丧歌不自田横始矣。复有《泰山吟行》，亦言人死精魄归于泰山，《葬露》、《蒿里》之类也。”（丁福保 1983：25）
《踏踏歌》。张君房《云笈七签》第113卷：“蓝采和，不知何许人也。常衣破蓝衫，六銙黑木腰带阔三寸余，一脚著靴，一脚跣行。夏则衫内加絮，冬则卧于雪中，气出如蒸。每行歌，于城市乞索。持大拍板，长三尺余，常醉踏歌。老少皆随看之，机捷谐谑，人问应声答之，笑皆绝倒。似狂非狂，行则振鞋踏歌云：踏踏謌，蓝采和。世界能几何。红颜一春树，流年一掷梭。古人混混去不返，今人纷纷来更多。朝骑鸾凤到碧落，暮见桑田生白波。长景明辉在空际，金银宫阙高嵯峨。歌词多率尔而作，皆神仙意，人莫之测。但以钱与之，绳穿拖行。或散失亦不回顾，或见贫人即与之，或与酒家。週游天下，人有为兒童时见者，及斑白见之，颜状如故。后踏歌濠梁间，于酒楼上乘醉，有云鹤笙箫声，忽然轻举，于云中掷下靴、衫、腰带、拍板，冉冉而去。其靴衫等，旋亦失亡。”（张继禹 2004：880-881）
十二、传承
宗族还要主管本族的文化教育。周王办辟雍，诸侯设黉宫，供本族子弟上学。垸间十分重视教育，耕读传统深厚，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。据杨家祠堂原图，设有书室，请私塾先生为本族子弟授课。所需经费由祠堂田租出一部分，学生交纳一部分。非本族子弟也可以来上学。规模最大时有学生四百人。一般都是附近的农家子弟，没出过什么大人物。垸区儒家丧礼的主持者杨河森、苏干堂、刘孔昭等人都曾在杨家祠堂义学念书。
杨河森，81岁，望城县乔口镇湛水村大屋垸组人，在杨家祠堂义学读过3年蒙童，修《三字经》、《论语》二十章、《幼学》、《五子干》（史书摘要）。后在成馆，又主修《诗经》、《书经》、《春秋》。上课时，老师先将学生集中在一起，先将古文向学生做出解释，俗称点课文，再由学生回到自己的房间背诵。学生必须在下次老师点课文之前将上次所点内容背诵出来。房间有床，有座位，可供学生休息和学习。逢三、六、九日，老师出一道题目，让学生做作文。做完后，呈交老师检阅圈改。题目一般根据书中所学的内容拟定。老师的书法很好，要求学生在中午休息时自行练习书法。学生自己购买字帖，照贴临写。杨河森练柳公权体。
杨河森读义学时，早已取消科举。家里送他上学，不是为了做官，主要是为了增长知识，开发智力。杨河森家系自中农阶级，有水田60亩，请不起长工和短工，由自家五兄弟自己耕种。每年收成为30担亩谷，一担谷约40到50斤，供全家口粮之外，略有盈余。家里就派一个有决心、聪明的孩子去念书。杨河森排行第三，其他四个兄弟读得很少。杨河森读书可以不参加家里的劳动。读蒙童一年学费几担谷，读成馆一年学费要20担谷。
从杨家祠堂义学毕业后，杨河森自己教过三年蒙童馆，有十几个学生，所得薪水当一个劳动力的工资。解放以后，队里不准杨河森教书，安排他做计工员、会计，和其他村民一起参加劳动。
然而，自清以来，儒家丧葬礼俗即受到佛教的丧葬仪式的挑战。嘉庆八年刻《常德府志》：“有延僧道殊殓作佛事者，谓之建道场。” （丁世良、赵放 1991:650）同治十三年刻《益阳县志》：“近多知儒教为正，不信佛事，每有自留遗命戒此者，惟妇妇辈多痼信之。而贫窭之家，以儒礼设施较难，才教办理为易，舍此就彼，亦势使然也。” （丁世良、赵放 1991:673）私塾本是儒家文化的基本细胞，私塾的废弃，儒家礼俗失去固定的传承机制。
苏干堂
刘孔昭
苏干堂
结语
洞庭湖垸区是一个有700年历史的汉族移民社区，保存着深厚的儒家丧葬礼俗。本研究以田野调查为基础，结合儒家丧礼及环洞庭湖区方志所记，对哭丧、装尸、奔丧、戴孝、葬期、棺材、墓地、纸札、香火、白喜事、唱夜歌、传承等情况作了考察。传统习俗是汉族乡土社会最稳定的元素，对汉族生产生活、文化艺术都产生重要影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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